介石来说，这是一个好日子。
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，他生活中最古怪，也差不多是最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——西安事变。
11月底，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。他曾派出其最精锐的部队，著名的第一军，在胡宗南的率领下，搜寻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。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，共产党逃走了。
但料想不到的是，第一军已受到包围。红军发起进攻，消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，缴获了几千挺步枪和机枪，作为额外的代价，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军。
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，四天后德、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。战争还会遥远吗？
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，走上民族联合的道路，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、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。
就好像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。1936年12月7日，蒋介石飞往西安。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，通过他的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，迫使他参加第六次“剿共”计划。
首先，他派出大约1500名“蓝衣社”“特务”团成员，由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。这支部队组织良好，从秘密指挥部出发投入行动，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。蒋介石抛开所有其他目标，召集全体将领于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，最后落实第六次“剿共”计划。蒋介石宣布，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命令，不参加“剿共”战役，他将被解除职务，他的部队也要被解除武装。
但是，一场奇怪的、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。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，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。大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，警卫人员投降，50架飞机和它们的驾驶员也被扣押了。
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，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的戏（正如埃德加·斯诺所指出的那样）。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西安10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。早晨5点钟，少帅的警卫队队长，26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10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，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挠时就开火了。
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，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，使蒋本人得以逃走。
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，他那时已经起床，锻炼之后正在穿衣服。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，在两个人的陪伴下，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，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，跌进一条沟里。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，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（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不体面的详情）。靠人撑住他的脚，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上，在那儿他遇到了几名卫士。在山顶上，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，几名警卫被打死。
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，就又向山下走，他又跳了一次——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。在明亮的日光下，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，那时他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。雪一直在下，他浑身发抖，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山时都被划破了。
这时，与其说是因为寒冷，不如说是愤怒。他全身颤抖，大声喊叫：“把我打死，一了百了吧。”孙鸣九回答说：“我们不会伤害你，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。”
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，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实的脊背上，背他下山。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，一名侍从才带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。到了平地，一辆轿车停在那里，把他接进西安城。
在城里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。过了不久，张学良走进来，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，他毕恭毕敬地称蒋为“委员长”。
对此，蒋介石给予回击：“既然你叫我委员长，你就是我的部下。如果你还把我当做你的上司，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，否则你就是个叛徒。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，你就马上杀我好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什么再说的。”在以后的几天里，他一声不吭。
不久，就有消息说杨将军的部队打死或打伤40多名委员长的警卫，同时国民党政府的17名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关押起来。
少帅交给蒋介石八点要求，但蒋拒绝答应。于是张学良等人把这八点要求电告南京，上面还附带有许多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官和官员个人签名。
他们提出的要求如下：
1．改组南京政府，允许各党派共同承担抗日救国的责任。
2．立即停止内战，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。
3．释放上海的爱国运动领袖。
4．赦免所有政治犯。
5．保证人民集会的自由。
6．保护人民建立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。
7．实现孙中山博士的遗愿。
8．立即召开全国救亡会议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文件第二点中重点标出的部分在国民党的文本中找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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